司法的中国特色

中国司法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本土化”与“普适化”碰撞和平衡的难题与困境.政治制度的复杂多样性、司法文化传统、国情、大国崛起的使命、政治主体的自决性等多元因素,决定了中国司法应当保持自身特色.与世界通行司法规律兼容,体现高效、便捷,满足民众实质正义的心理期待,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主权,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司法应当具有的特色.合理平衡和协调政治化的司法与技术化的司法、专业化的司法与大众化的司法、克制化的司法与能动化的司法,是打造司法的中国特色的重要路径.     

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基本方法

进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多重特征,体现其发展的新意义,也是现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在。需要从确立科学态度、培育有效载体和创新实现途径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性的探讨,从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基于LSTM-CNN的中文短文本分类模型

针对中文语言本身特点,以及传统文本分类方法不能有效应对短文本分类的问题,本文构建了基于LSTM-CNN的中文短文本分类模型。该模型使用word2vec对待分类文本进行预处理,以获得字词级别的向量;再将词向量送入LSTM层提取语义特征,并通过卷积层提取局部特征;在利用最大池化的方法获得特征向量后,将其放入softmax分类器以得到分类的最终结果。与现有的SVM、KNN、CapsNet和Labeled-LDA的实验结果相比,该分类模型能够有效提高中文短文本分类的准确率。     

中国道路：内涵、实质与目标

中国道路从广义上讲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经历种种挫折,逐渐开辟出来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中国道路的精神实质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中国道路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征研究述评

为了有利于学术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进展情况,避免不必要的低水平重复研究,述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即整体性或统一性、革命性或批判性、科学性与价值性、实践性与理论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开放性与系统性和稳定性、传统性与时代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个亟需关注的研究重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表达

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需要高度关注其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语言和行为表达。开展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表达研究,引导党员干部切实有效地用科学合理的语言和真实行为表达理想信念,不仅是党员干部适应形势发展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和确保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而且也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公众期待,对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基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

经过党的十七大以来的五年实践,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历史角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从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从八个方面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1978-2017)：脉络、意义与图景

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Public Digital Libraries: Observations and Prospects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recent years, the digital revolution has created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ever-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 of culture through new media via the Internet have profoundly challenged the basic infrastructure and modes of operation in many sector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This has been most evident in the case of heritage organizations—including public libraries—where the digital revolution has brought with it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challenges with respect to courting visitors/users and remaining relevant in the context of evolv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ise and evolution of public digital libraries in the 1990s as a response to these new challenges. After formulating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this global trend, which is now more than two decades ol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ase of public digital libraries in China.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poli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form of cultural institution.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some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ost of these new digital librar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culture in addressing the changing needs of users.     

从婚姻历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男权的复杂性

本文考察了1949年建国前中国男权家庭中,父权与夫权的交织作用对夫妇权力关系的影响。其基本方法是跳出性别分析方法的局限,将家庭男权制度置于父系继嗣的体系中去研究,从而揭示已婚妇女在代际和夫妻权力关系方面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婚姻历程。研究发现,在大家庭里,当父权起主导作用时,年轻夫妻均无权力,婆婆受父权的保护,受父权压迫最大的是家中儿媳。在"反哺"阶段,夫权往往用来保证男方的父母老有所养,而非完全满足男方的私利。夫妻之间,妻子通过生育子嗣和参与家庭事务逐步纳入父系体系,增强了丈夫对她们维系父系家庭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夫权对她们的约束。本文展示了至少在中国部分的父系继嗣家庭中,当夫权遇到父权时,性别与代际权力出现多重性,易变性和内争性,从而造成夫权时强时弱,时有时无,既同父权遥相呼应,又与其发生冲突。因此,中国传统男权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在一生中是变动不定的。中国妇女在父系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有放置于纵(父权)横(夫权)两个轴心当中,通观她们的全部生活历史才能完全展示出来。